印章,古時作為權利的象征,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關于印章的起源,以前有種說法認為三代時期就有印章了,但這只是一種推斷。現存的實物證明,早在殷商時期作為權力的象征和社會交往的憑信,已經在使用印章了。在實用印章階段,秦漢時期堪稱鼎盛。
印章名稱很多,不下十幾種,主要有:璽、寶、圖章、圖書、圖記、鈐記、鈐印、記、戳記等等。古時候只有天子之印稱為璽,其余的都稱印。
中國的文字經歷了甲骨、金文、篆書、隸書、楷書等幾個書體演進階段。通用篆書的時代正逢印章發展高潮,加之篆書字體適宜鐫刻,后代的印章也仍以篆書入印,以至形成以篆書為主的制印傳統,即我們今天所說的篆刻。
在中國傳統印文化中,漢印可以說是其間最為濃墨重彩的一筆。漢至魏晉時期,迎來中國篆刻史上的第一個高峰,為后世開創了“漢印”的范式。
漢印文字的點畫比秦篆簡略、明快、熱烈,結構近于現代楷書,形體變秦篆的長形與漢隸的扁形,多呈方形。其中漢“將軍印”和“滿白文”,布局方正平直,無板滯、乖繆、纖巧的習氣。以面目不同來分,西漢婉轉溫厚,時見筆意;新莽印制獨特,嚴謹溫和;東漢以方為主,渾厚茂密;魏晉方截整飭,勁健有力;南北朝法度漸失,鮮活生趣。漢印不但形制、鈕式等空前精美,而且文字處理、章法變化等藝術形式也被后代的篆刻家們奉為典范,一時蔚為大觀。官印主要分為璽、印、章三種,包括帝王印和官吏印。官印風格堂正大氣,法度嚴謹,尤其以東漢官印為代表的漢印范式成熟期,筆畫厚重而不失靈動,結字方正而氣力充實,章法以平正為基本格局而有欹側多變之勢。私印主要有姓名印、表字印、臣妾印、吉語印、肖形印等,西漢多為一至二厘米見方的鑿印,或略大些,長方形半通印較少,印文多加界格線,鈕制多為鼻鈕、壇鈕、龜鈕。
到中期類式漸多,印面漸大,漸不加界格,鑄印也多起來,除了作漢篆私印外,還有繆篆私印、鳥蟲篆私印,印文以游魚、鳥頭、蟲首融合文字,富有裝飾趣味,有變幻莫測、行云流水般的美感。到了東漢,私印不論從印章類式、印文格式字義或是從印材質地、印紐雕刻等方面來看,都是有史以來最為豐富的。如印章類式有母、子套印、姓名圖案印、姓名吉語印、肖形印等;印質擴充到牙、琥珀、瑪瑙等;印紐樣式,有鼻鈕、瓦鈕、橋鈕、壇鈕、虎鈕等。私印風格精巧溫雅,用刀多舒緩平和,以從容為上,字法平實又靈動;篆法更趨向于裝飾化,以至于筆畫填滿印面而產生了滿白文這樣的典型作品。漢代官印的制作和掌管,都由專門機構負責。官印由官府督造,私印由私人作坊制作。關于鑄印的方法,明人甘旸在《印章集說》中寫道:“鑄印有二,曰翻砂、曰撥蠟。翻砂以木為印,覆于沙中、如鑄錢之法。撥蠟以蠟為印。刻文制鈕于上,以焦泥涂之外,加熱,泥留一孔,令干,去其蠟,以銅熔化入之,其文法鈕形制俱精妙。辟邪、獅獸等鈕,多用撥蠟。”也就是,先將文字刻寫于蠟模上再澆筑成印,這種方法使得鑄印筆道多渾厚凝重,字法安排妥帖,結構嚴謹大方,章法平中見奇。所謂鑿印,是指印已范鑄完成,但無文字,需要把文字施鑿于印面。《印章集說》道:“鑿印以錘鑿成文,亦曰鐫,成之甚速,其文簡易有神,不加修飾,意到筆不到,名曰急就章,軍中急于封拜,故多鑿之,以利于便。”鑿印則通常是事出緊急,臨時鐫刻,用刀簡單直接,筆道勁挺有力,以直畫為主。鑿印多見于戰事頻繁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用于給將領出征時授印。其實,鑿印并非都是“不加修飾,意到筆不到”。風格勻整的鑿印亦為數不少,如“武陵尉印”等,私印就更多了。而玉印的制作工藝則比較特殊,治玉主要靠“琢”。它是用質比玉堅的解玉砂,通過輪軸帶動的磋磨工具徐徐摩擦,把字畫精細地磋琢出來。這一傳統工藝的制作,從上古時代一直延伸到近代。漢玉印中,筆畫大多方起方收,且筆畫間距較寬,別具一種文靜典雅的風范,與鑄印明顯不同,這在很大程度上與琢玉的制作工藝特點有關。鑄印的“圓厚”、鑿印的“勁挺”和玉印的靜雅,都是漢印風格的重要取向。漢印使用的文字稱為繆篆。在漢代初期,繆篆便開始逐步形成,至王莽時期已十分成熟,并被確定為一種書體。繆篆在漢代史學家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序》中已論及:“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許慎在《說文解字·序》中談到王莽篡政以后,改定文字,“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遨所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作為漢印使用的繆篆,在當時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是一種普遍使用的文字,它結體勻稱,筆畫平正、豐滿,并可以通過筆畫的屈伸、減省、挪讓、穿插等種種手段來達到入印的和諧。繆篆的筆畫保留一些曲斜的筆畫,并特意加強彎曲、特意舒伸,其神意猶如漢舞中之長袖、漢隸中之波磔,極盡舒展煽情。特別是曲斜筆畫的旁邊留有一小塊紅底,奪人眼球。曲斜之動、留紅之靜,成為漢印中特別精彩之處,可稱作“印眼”。猶如詩中之“詩眼”,畫中之“畫眼”。 一印猶如一臺戲,一字猶如一角兒。字少要簡而不單,字多要活而不亂。漢印之美正是漢代美學精神的高度體現。 清人戴啟偉在《嘯月樓印賞》有云:“秦漢印章,傳至于今,不啻鐘王法帖,蓋法帖猶藉工人摹勒,而非真跡。唯印章悉從古人手出,刀法篆法章法俱在,雖破壞刻缺,必洞見其血脈。” 漢印的風格莊重典雅、蒼拙渾厚、方中寓圓、樸拙天成。它方中寓圓而剛柔相濟;粗細相同而疏密得當;拙中寓巧而自然舒展;增減筆畫而不違六義;挪讓屈伸而巧拙天成;輕重疏密而虛實呼應;朱白相間而趣味橫生。 在漢印章法之美中,最重要的就是自然之美。這是一種樸素的、坦然的自信之美。正所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美。繆篆出自正格,不加修飾,章法平均擺放團聚。這是漢人最常用的章法,也是漢印最讓人動心的高級形式。 清人徐堅在《印戔說》中說:“漢人作印,無所謂章法、刀法,而法自在有意無意之間。”“今觀秦、漢印中,壯如鼓劍,細如抽繭,端莊如搢笏垂紳,妍麗如春葩,堅卓如山岳,婀娜如風柳,縱如縱鷹,收如勒馬,厥狀非一,其妙莫窮者,惟一片神行其間,以故能出于無法,臻于極法。” 漢印不僅僅作為中國印章發展史上高峰期的代表符號存在著,而且最早、最清晰、最深刻地揭露了中國印章的形式構成規律。 漢印的興盛,也對中國傳統印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規范的制作制度,影響了創作風格;儒家文化的影響,影響印章的審美取向,因此漢印印文多平實、方正、樸素,清晰、淳厚;而文人們的傳承,也使漢印影響和滋養著幾百年來的印人。在古代的書法、字畫作品上,我們經常看到上面蓋著各式各樣的印章,這又是為什么呢?原來宋、元以后,因注重了書畫題跋和署款,書家們逐漸認識到印章的藝術作用并注意在書法作品中發揮這一作用,使書、印合璧的藝術得以形成。書、印相映成趣,不但使書法作品增色,活躍氣氛,起到“錦上添花”的效果,而且能調整重心,補救布局上的不足,對作品起到穩定平衡的作用。在書法作品上署名蓋章,以示鄭重,可防止偽造;蓋上富有雅趣、寓意的閑章,還可寄托書者的抱負和情趣。因此,歷來書家都非常重視用印,甚至自己刻印,使、書印有機地結合起來,產生更美更強的藝術感染力。說到蓋章,我們不得不提到歷史赫赫有名的“蓋章狂魔”——乾隆皇帝!乾隆皇帝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盛世之帝,素以文治武功著稱于世。武功方面,他本人精于騎射,以征戰大江南北,建立十大武功為代表。此外,乾隆帝儒雅風流,一生著文吟詩,筆墨留于大江南北,其詩作竟達四萬二千余首,幾乎與整部《全唐詩》相等。乾隆帝還重視文物典籍的收藏與整理,現存的清宮書畫大多是他收藏的。在位期間,他下令將內府珍藏編成了《石渠寶笈》、《西清古鑒》等。乾隆本人還是陶瓷藝術的愛好者,在其統治期間,中國的陶瓷工業有了長足的發展。直至今日,一些乾隆王朝的收藏品和宮廷陶瓷用器還被故宮博物院、倫敦大衛基金會所等處收藏。他吟詩作文揮毫賞畫無所不好,世人皆知其為作詩最多的皇帝。殊不知,他還是中國歷史上所有皇帝中使用圖章最多的皇帝。乾隆不僅是中國歷史上擁有印章最多的皇帝,也是最喜歡到處蓋章的皇帝,因此還“毀”了不少珍貴的文物。這幅《富春山居圖 子明卷》不僅布滿了乾隆的印章,乾隆還在上面提了幾十首詩詞。我們現在電視上所謂的彈幕,其實也有乾隆一半的功勞。乾隆印章雖然多,但是他盡干些讓人詬病的事兒,到處蓋戳,好好的文物被他弄的印章比提字還多,所以很多文物工作人員對乾隆皇帝還是挺不待見的....咱們說回正題,印章對于古人來說如此重要,那么用料也是極為講究的。漢以前,印章均以銅質為主,偶有牙、角之質,亦顯希睹。漢以后則出現其他材質的材料,如:鉛、鐵、合金、寶石、翡翠、松石、瑪瑙、琥珀、蜜蠟、紫砂、石、瓷、牛角、珊瑚、貝殼、黃楊木、沉香木、紫檀木、竹根、緬茄、果核等。銅質印材使用歷史最久。自王冕以花乳石治印,開文人以石為印料之先河,而明人文彭、何震發現燈光凍石的推廣,遂使石質材料統領印壇至今,而石材中以壽山石、青田石、昌化石為最,得以舉世聞名。
近年,隨著印章拍賣的興起,名家篆刻、印章逐漸為藏家所關注,市場行情也在不斷攀升。然而多年來名家篆刻、印章在拍賣市場中因為藏品鑒定、征集等各方面原因,一直是零星地依附于文玩雜項專場之中,使得印章收藏很難成為系統性的收藏。名家篆刻與書法字畫一個道理,篆刻史上具有歷史意義的開派人物和具有代表性人物的篆刻作品,價值自然會高。如吳讓之、吳昌碩、齊白石這樣的大家,他們的作品在篆刻史上有相當重要的意義,這些自然也會影響到印章的價值和市場行情。印文的內容具有研究價值,并且有歷史意義的作品,也會影響到印章的價值和市場行情。西泠之前拍出的一方張大強象牙用印《瀟湘畫樓》就是最好的例子。近年因各類名貴印材資源逐漸稀少,其價格也不斷攀升。特別是田黃、雞血等名貴印石,更是如日中天。在西泠拍賣2008年春拍印章專場中,一方4厘米見方,高8厘米的田黃凍雙鳳鈕閑章,因其高、大、方的完美品相,最終以431.2萬元成交。此外印鈕雕工也是影響其價值的一大重要因素。在印鈕發展的歷史上,名家輩出,清代有楊玉璇、周尚均等,近現代又有林清卿、林文舉等人。這些名家精良的雕工,其本身就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和收藏價值。名家用印就收藏而言,具有相當的人文價值,在歷界拍賣中,曾有多次名家用印專題,如潘伯鷹、溥儒、殷梓湘、任政等書畫家用印,以及周湘云等藏書家用印等,他們價值不僅在于作品本身的藝術價值,更是承載著一段歷史,其人文價值不可輕視。目前市場上印章收藏,以田黃、雞血石為首,和田玉緊隨其后。但是因為田黃的產量,以及雞血石高昂的價格,和田玉印章成為了印章收藏愛好者的新寵。玉器玉石印章不僅材質十分珍貴,也與古代文人崇尚“君子比德與玉”、“君子無故,玉不去身”等品格相契合,具有較高的經濟價值和藝術價值,因此自古都頗受藏家關注和喜愛。秦漢以前,印章形式多樣隨意,無論官還是民,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和喜好刻印。而漢代統治者在繼承秦制的基礎上,對各級官署及職官所用印章的名稱、質地、鈕式、印綬、形制等作了一整套嚴格的規定。這種制度一直沿襲到魏晉南北朝。隋唐之后,官印雖形制增大,但在印紐、印質等方面,仍可看到漢印的深刻影響。漢初官私印基本上沿襲秦代舊制,如白文印有邊欄、有界格。到了西漢中期以后,基本上取消了邊欄、界格,自成面目。在漢武帝時已訂出了等級體系,在名稱、質料、鈕制、緩色上都有等級規定。《漢制》中載:“皇帝、玉璽、虎鈕;皇后,金璽,虎鈕;諸侯王,黃金璽、橐駝鈕;皇太子、列侯、丞相、太尉與三公,前后左右將軍,黃金印,龜鈕;中二千石,銀印、龜鈕;千石、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銅印、鼻鈕。諸侯王稱璽,列侯,鄉亭侯、將軍部屬、郡邑長皆稱印。列將軍稱章。”傳世為兄弟民族鑿制的官印,鈕制多為駝鈕或羊鈕。等級不同,所用封泥也有所不同,如皇帝用紫泥,一般官吏用青泥。材料上,金、玉、銀、銅、犀、象牙、竹等,也都代表不同的身份。此外,漢代官府對于官印鑄和鑿的方法如何使用,都進行了規定,甚至鑿的深淺都有規定。詳盡的制作和使用條文,使得制印這件事變得規范有序,質量上自然也有了提升。在漢之前,文化上“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局面,使得印章形態、風格多樣,各種風格爭奇斗艷。形式上的自由,雖說賦予了創作者更大的發揮空間,但也導致了風格上的過度狂放和沒有章法的粗制濫造。到了漢時期,官府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自漢以下,中國文化界儒家思想一家獨大。這種意識形態,也影響到了印章的制作。因此,漢印最大的特征就是端正工整,規規矩矩,在章法上也自然而然地是任疏任密,各文字各占地位,互不侵擾,筆畫上也多是橫平豎直,筆畫“平方正直,字不可圓,縱有斜筆,亦當取巧寫過”(吾丘衍《三十五舉》),總之,處處透著規矩勁。方體文字的美,主要不是依靠象形和奇古,而是以橫直的線條來表現。這種創造的特點,不求文字的“怪”,在于平實;而在平實中又有千變萬化,如方中有圓,有粗有細,有小有大,有屈有伸,有挪有讓,有呼有應等等。即使結構位置的移動,也仍納入方形之中。這不僅顯示了漢代國家強盛繁榮的時代感,也改變了人們對印章文字藝術的美學觀點。文化的價值與審美取向決定了漢印的審美走向,它與中國大一統的儒家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從漢印的形式構成中,可以窺見中國傳統的哲學觀、世界觀。譬如其中靜與動、方與圓、虛與實、陰與陽的對應矛盾變化關系,無不反映著中國式哲學精神。唯有在破其外在的形式,抵達其精神內核,才能真正理解漢印。文人篆刻大致從宋元起步,到明代發揚光大,自明五家(文彭、何震、蘇宣、汪關、朱簡)而下,直到后來受他們影響的清代所謂“印中求印”的印章學習理念中,最主要的審美取向,大致都是“印宗秦漢”的,就算理論上認為不必拘泥于漢印的浙派創始人丁敬,他本人也有深厚的漢印功底。鄧石如的再傳弟子吳讓之,臨漢印十年,漢印功底扎實;后來一代大師吳昌碩也有閉門臨漢印的學習經歷,如他自己所說,“沒有漢印,就沒有我吳昌碩”;趙之謙從漢印里學到了“一聚一散”;黃牧甫從漢印里學到了“平易正直”;趙叔儒學到了漢印的“醇厚典雅”;趙叔儒的弟子陳巨來更是把漢印學到了勻凈精雅的地步。自明而下,有文人篆刻以來,漢印之字法、篆法、章法、刀法、程式、氣息,一直深深影響和滋養著幾百年來的印人。宏觀來看,明清文人制印的演進,就是一個不斷深入學習理解漢印的過程,并在此前提下,生發出不同的變化、確立流派樣式及個性風格。以晚清至近代印壇三巨匠吳昌碩、黃牧甫、齊白石為例,雖然他們風格各異,但從印章的構成形式上來分析,無一不在漢印規范之中。依此,不難看出漢印的不朽貢獻。漢印之美,是四百多年中多少代、多少人的心血智慧所成。漢印不光是古代印章的典范,其美學價值更是有著歷史和現實的意義。于古,天真質樸,自然天成,順應天道之美。于今,有神形相應,曲直虛實,抒情寫意之美。其中表現出的方中寓圓、正中出奇、分布成律、氣息周通的形式感,正是漢印精蘊所在。漢印對后世流派印人的影響是巨大的。漢之后的官私印章不論面目如何,都是脫胎于漢篆漢印。唐宋官印樣式的改變使得漢印更多開始進入私印范圍,漢印尤其是漢白文印成了后人不可企及的典范。無論是王冕對漢印的模擬還是蘇宣、朱簡、汪關、丁敬、鄧石如等對個性化審美的自覺展現,都無不是植根于漢印的再創造。